党的十八大以来，习多次强调，要用好红色资源，讲好红色故事，赓续红色传统，传承红色基因，弘扬红色文化，明确指出“共和国是红色的，不能淡化这个颜色”，还强调要“让信仰之火熊熊不息，让红色基因融入血脉，让红色精神激发力量”。回首过去，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历程中，军旅文学尤其是革命历史叙事始终是一条贯穿百年的精神主脉，承载着民族记忆、革命信仰与国家认同诸种价值要素。从一九四二年延安文艺座谈会确立“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根本方向，到“十七年”时期《保卫延安》《林海雪原》《红岩》等“红色经典”的生成，再到新时期文学观念与叙事向度的多元转向，革命历史叙事在不同历史阶段有着截然不同的精神面貌与美学形态，发生着历史观念、审美范式与价值立场的更迭与变迁。

　　进入新时代，革命历史叙事迎来新的创作潮动，一批格局宏阔、思想深邃、艺术成熟的作品相继问世，形成了引人瞩目的文学现象，文艺批评家傅逸尘将这股正在崛起的文学思潮命名为“革命历史再叙事”，一个“再”字，提示出新时代文学理论研究的创新动力。

　　傅逸尘的理论专著《“新红色经典”论》（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5年12月出版）深入阐释习“坚守人民立场，书写生生不息的人民史诗”重要论述，创新性提出“人民史诗的文学”概念，对其重要组成部分“革命历史再叙事”进行整体描摹与文本细读，对红色文艺如何传承、如何创新、如何成为经典的时代命题进行了系统性的阐释；打通历史与现实，对“新红色经典”进行理论建构与学术思辨，展望其在文化强国建设中对话和影响世界的可能。

　　《“新红色经典”论》最具原创性与根本性的贡献，在于为新时代文学研究确立了两大理论基石：一是“人民史诗”，二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二者共同构成“新红色经典”区别于传统“红色经典”、区别于新世纪通俗化革命书写的本质规定性。

　　《“新红色经典”论》从延安文艺座谈会一路延伸至在北京召开的文艺工作座谈会，根据文艺发展方向与诸多创作实绩明确指出，新时代文学最核心的精神标识，就是书写“最恢宏的史诗”——人民史诗。这是对百年中国文艺“人民性”传统的继承、深化与创造性跃升。在傅逸尘看来，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不只是“写人民”“为人民”，更是将人民视为历史的创造者、精神的承载者与史诗的主体，将百余年来中国带领人民的奋斗历程，视为一部整体性、连续性、精神性的“人民史诗”。

　　作者指出，新时代的“新红色经典”在“人民史诗”维度上实现了三重深刻超越：第一，历史的总体性。人民史诗不是对某一战役、某一事件、某一人物的片段书写，而是对中国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复兴的百年历程的整体性把握，呈现历史的连续性、必然性与精神统一性。第二，人民的主体性。人民不再是被动员、被教育、被再现的被动对象，而是创造历史、推动历史、承载精神的真正主体。英雄来自人民，历史成于人民，精神归于人民，构成“新红色经典”创作最鲜明的价值立场。第三，精神的史诗性。人民史诗的核心不是历史事件的纪实，而是对百年奋斗中形成的革命精神、民族品格、信仰力量、价值追求的艺术凝练，是精神层面的史诗再造。《“新红色经典”论》通过对《牵风记》《千里江山图》《英雄山》等代表性小说文本的精细解读，有力证明，“人民史诗”已经成为新时代“革命历史再叙事”的内在逻辑与自觉追求，成为“新红色经典”最核心、最稳定、最具辨识度的精神标识。

　　如果说“人民史诗”确立了“新红色经典”的民族根基与精神高度，那么“人类命运共同体”则为“新红色经典”打开了前所未有的世界格局与人类视野，构成该专著的另一重大理论突破。

　　在《“新红色经典”论》中，傅逸尘结合新时代“革命历史再叙事”的创作实绩，对此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挖掘与拓展。他指出，传统军旅文学尤其是革命历史叙事多限定于民族国家框架内，以内部视角、革命立场、敌我二元结构展开叙事，虽具有强烈的民族精神与家国情怀，却难以进入世界文学对话体系，难以获得普遍性的人类价值认同。“新红色经典”创作则力图突破这一历史局限，以人类文明高度、世界文学视野、共同价值立场重述革命战争历史。

　　《“新红色经典”论》首次将“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引入新时代文学研究，拓展了新时代文学的世界格局。在这一理论视野下，该专著对新时代抗战叙事作出了深一重阐释：中国抗日战争历史再叙述要表现的不仅仅是中华民族的救亡图存史，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类正义事业、和平事业的关键一环；革命历史中的牺牲、奋斗、坚守、救赎、反抗侵略、追求解放，不再只是中国经验，而是具有普遍性的人类价值；其中的战争伦理、人性善恶、文明冲突、生命尊严、和平理想，更作为超越民族立场的世界性命题而出现。

　　曾有学者指出，在剧烈变革的时代，中国的文学必须以全人类为单位或对象，思考我们共同面对的问题 。而傅逸尘通过解读新时代文学创作实绩证实，都梁《大崩溃》、范稳《吾血吾土》、邓一光《人，或所有的士兵》等军旅长篇小说已经跳出二元对抗的单一叙事，将中国抗战置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整体格局中，跳出意识形态对立，在东西方文明交汇点上审视战争、人性与命运，跳出民族主义局限，书写人类共同的反法西斯精神与和平追求。这种书写使中国革命历史叙事从“民族叙事”真正走向“人类叙事”，从“本土经验”真正走向“共同价值”。作者强调，“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是一种价值理念，更是一种文学视域与创作方法，它要求作家以人类共通的情感、共同的命运、共同的价值为底色，让中国革命精神、中国红色经验成为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让“新红色经典”创作真正具备与世界文学经典对话的能力与资格。这一论断，既提升了红色文艺的思想格局与文明站位，也为新时代中国文学走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提供了一条植根红色文脉、具有精神穿透力的可行路径。

　　作为一部理论专著，《“新红色经典”论》并不做悬空的理论推演，而是建立在坚实、缜密、贯通百年的文学史梳理之上，理清中国革命历史叙事的百年演进史，为“新红色经典”的出场提供了充分的历史必然性、逻辑合理性与现实必要性。

　　《“新红色经典”论》从文艺精神内核与人民性传统出发，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确立的“文艺为人民大众、首先为工农兵服务”方向，视为红色文艺的精神源头与逻辑起点，将百年中国文艺视为一种一以贯之的以“人民性”为主线的文艺脉络。该专著明确指出，延安时期（1942—1949）是红色文艺的源头奠基，此时涌现出的赵树理《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暴风骤雨》、孙犁《荷花淀》等一批作品，以文艺与革命现实紧密结合，与人民群众紧密结合，与民族形式紧密结合为核心特质，为红色文艺奠定了人民性、大众化、现实主义的三大基石，形成了“革命历史叙事”的雏形。傅逸尘指出，这一时期的创作虽未形成成熟的“红色经典”，却确立了红色文艺不可动摇的精神方向。

　　其后的“十七年”时期（1949—1966）则是传统“红色经典”的成型期、高峰期与定型期。在这一时期，“三红一创，青山保林”等作品，构成红色经典的核心谱系。此时期作者多为革命亲历者，创作基于真实经历与历史记忆，具有强烈的真实感与代入感；以宏大叙事、重大题材、英雄人物承载历史本质，追求史诗品格；以传奇性情节、理想化英雄、鲜明正邪对立构成叙事主线，通俗性与感染力极强：融入章回体、说书体、民间故事等传统形式，具有鲜明的民族审美特征。同时，作者也以严谨求实的学术态度指出其存在着人物塑造类型化、人性深度被弱化的历史局限，为后续的转型埋下伏笔。

　　在“文革”文艺（1966—1976）中，该专著主要讨论了“三突出”的创作原则，指出此间样板戏成为标志性的文艺实绩，而“革命历史小说”虽然与“十七年”时期不可同日而语，但多少也为黯然岁月增添了几抹亮色；列举了《万山红遍》《大刀记》等作品，既客观肯定其中郝大成、梁永生等人物形象塑造中存在的一定成功性，也分析“三突出”的严格原则对人物塑造与文本发展带来的损害，客观指出这一时期革命历史小说发展的停滞性。

　　而后步入新时期至新世纪（1978—2012），革命历史叙事迎来了观念的突破与多元转向。该专著指出，新时期以来，革命历史叙事进入复杂、多元、充满冲突的转型期：1978年至1990年初，革命历史书写开始关注个体命运、人性复杂与历史代价；九十年代的革命历史书写则主要体现为民间视角、个人叙事与碎片化书写，抗战题材小说被推向了全新的轨道，个体经验被强化、民间记忆与人性持续探索，在带来思想解放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既往红色叙事宏大的整体性与史学力度。来到二十一世纪初（2001—2012），互联技术飞入千家万户，以娱乐化、世俗化与消费主义为旨归的大众文化成为中国文艺的主流。面向市场、拥抱市场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革命历史叙事”也出现了转向通俗化与类型化的趋势。

　　而着眼当下，新时代（2012年至今）以降，“新红色经典”创作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发展，“革命历史再叙事”实现了从解构到重建、从娱乐到审美、从碎片化到总体性的根本转型。十数年前曾有学者激烈指出，在当时的红色题材影视剧中看不到对历史的高度尊重 。而傅逸尘则明确指出，新时代“革命历史再叙事”的本质转向，体现为对正史叙述的回归、对精神引领的回归与对审美深度的回归。作者将这一文学思潮精准命名为“革命历史再叙事”，并不断探索红色文本与时代精神之间的内在关联，进而将“革命历史再叙事”文动中的优秀作品命名为“新红色经典”。

　　“红色文艺不仅是中国革命的一面镜子，也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一面镜子。” 三重“回归”本身即是百年红色文艺发展进程中不断螺旋上升的必然结果，也是新时代政治与文化大环境积极培育下的必然方向。通过梳理百年文学发展脉络，总结过往各个阶段的经验与不足，《“新红色经典”论》聚焦“新红色经典”创作的人民底色，深析新时代红色文艺乃至大众文艺所承载的时代期许与精神基础，明确其发生、发展与发扬的必然性。通过对数十部代表性小说作品的文本细读与归纳总结，作者得出结论，新时代革命历史创作已经形成稳定、成熟、具有鲜明辨识度的文学思潮，具备思想高度、艺术深度、精神力度与经典品格，“新红色经典”的理论命名具有充分的创作依据、历史依据与学术合法性。

　　作为一部体系化的理论专著，《“新红色经典”论》最核心、最基础、最具操作性的学术贡献，首先是对“新红色经典”作出严谨、清晰、可界定、可辨析的学理性命名与定义，彻底解决了长期以来红色文艺研究概念模糊、边界不清、标准混乱的难题。

　　新“红色经典”在近年来成为一个被频繁提及的热词，承载着新时代的期许与重担，但其定义却始终含混未明，什么样的作品才够“新”，如何才能成为“新经典”，该专著将“新红色经典”放置于递进生成的概念谱系之中加以辨析，给出了严谨清晰的学术定义。“经典”首先是具有恒常的精神价值、艺术价值、文化价值与审美价值，能够代表民族文学高度与精神高度的作品；“红色经典”则特指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至六十年代创作的革命历史题材作品，具有鲜明的时代性、人民性与意识形态属性。而“新红色经典”，作为一个学术化的专有名词，特指在新时代语境下，以“人民史诗”为精神内核，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视野，以“革命历史再叙事”为创作形态，传承红色基因、创新艺术表达、彰显文化自信、具有史诗品格与经典潜质的优秀革命历史题材作品。

　　如此分层的概念辨析，有效避免了当前研究中两种常见的混淆：一是将“红色题材”“革命历史题材”与“红色经典”混为一谈，只要涉及革命战争、英雄人物、党史国史便概称“红色经典”；二是过往研究多将新时代出现的一批优秀红色文艺作品仅仅视为题材复归或主旋律升级，而未看到其在历史观、叙事伦理、人物塑造与美学结构上的根本变化。傅逸尘以明确的概念界定为“新红色经典”划定了时代语境、精神内核、人民立场、创作形态与世界视野等多重特征，以具有较高门槛的理论界定代替了过往泛化使用的赞誉性标签。

　　在完成概念辨析之后，《“新红色经典”论》进一步提出，“新红色经典”与传统“红色经典”的根本区别，集中体现为“五新”。可以说，“五新”既是判定“新红色经典”的核心尺度，也是全书最具操作性与实践性的批评标准。

　　所谓“时代之新”，要求作品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时代，历史方位、文化语境、价值使命全新；所谓“内涵之新”，要求以“人民史诗”统摄历史与现实，融合革命精神、时代精神与民族精神，精神内涵全新；所谓“历史观念之新”，是要以辩证、客观、总体、全景的历史观重构革命历史，突破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叙事；“文学方法之新”，则要求继承过往经验，又区别于老的红色经典，要求融合现实主义、先锋叙事、民间视角、诗意表达、心理叙事等多元手法，艺术方法全新；最后，“创作主体之新”，要求以新生代作家为主体，以史料研究、历史想象与艺术创新重构历史，创作姿态全新。

　　这“五新”标尺，逻辑严密、层次清晰、指向明确，使“新红色经典”从一个概念命名，变成一个可界定、可辨析、可批评、可引导的严谨学术范畴。

　　基于对代表性军旅文学小说作品的文本细读，该专著还提炼出了“新红色经典”的六大美学范式，由此确立了“新红色经典”独特的艺术标识。这六大范式，既是对新时代文学已有创作实绩的总结，也包含对未来创作的审美引领。

　　第一是超验主义与诗意超越。评论家贺绍俊曾提出：“在面对革命和战争的残酷性时更要呼唤美与文明”，而《“新红色经典”论》通过探讨以徐怀中《牵风记》为代表的一批新时代“革命历史再叙事”作品是如何突破传统写实局限，以诗意、空灵、超验的美学手法书写战争、人性与生命，确认了“新红色经典”全新的美学境界。在苦难与牺牲中凸显信念的光亮，在历史废墟中重建精神秩序，由此，革命历史更成为了人类的灵魂史、信仰史与精神成长史。

　　傅逸尘从“现代性”的角度切入对个体生命价值的发现和对革命历史意涵的思辨，认为徐怀中的《牵风记》是一个高度“知识分子化”的文本。小说不仅在人物塑造上将知识分子形象置于前景，更是在价值判断上处处凸显知识和文化无形却也无法抗拒的力量。文化、知识、音乐、审美、教养，凡此种种打破甚至是颠覆了人们对战争的固有印象和认知。这种认知是超越日常经验，甚至超越世俗逻辑的。齐竞也好，汪可逾也好，他们除了军人的身份之外，骨子里知识分子的气质都是极浓重的。汪可逾的职务是文化教员，这富含深意，她的横空出世给这支部队带来了鲜明深刻的变化。她宛若赤子般毫无心机，透明、阳光，处处显露出优雅和高贵的精神气质。此前的中国当代战争小说，浓墨重彩塑造知识分子形象的优秀作品不多，《牵风记》对战争中知识分子心理和灵魂的深刻解析，将文化、教养之于战争、军队、社会和人的意义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第二是先锋姿态与零度写作。与早期红色文学的高亢抒情不同，以孙甘露《千里江山图》为代表的许多新时代作品以“零度”笔触去接近极端历史情境、复杂人性现场。将先锋叙事、形式实验与悬疑结构自然融合，而重构了革命谍战叙事，也真正打破了红色文艺与先锋技巧之间长久的壁垒。

　　第三是知识分子叙事和现代性介入。“新红色经典”的重要突破之一，在于知识分子同样成为了历史理解重要的主体。以徐贵祥《英雄山》、庞贝《乌江引》为代表，作家怀着更强的思想自觉及现代意识进入革命历史书写，关注知识分子革命者、情报工作者、技术型革命者，挖掘革命叙事中的现代性内涵、知识理性、信仰思辨和人性复杂，从而改变了传统红色文学中思想维度相对单一的局面。

　　第四是极端经验和日常经验的融合。战争、牺牲、潜伏、远征等极端经验本就是革命历史叙事的重要内容，但当下的新作品不再让历史只停留于“非常时刻”，以海飞谍战系列、傅汝新《一塘莲》等为代表，诸多作品将革命斗争的极端性、危险性和日常生活的细腻性、烟火味融成一体，让英雄落地，让历史有温度、让信仰有质感，达成了宏大叙事和日常书写的完美平衡。

　　第五是英雄叙事的改写与重建。评论家李云雷曾表示，“新时代文学与影视如何书写英雄、塑造英雄，是文艺创作最核心的问题之一，其中包含着对英雄与时代、英雄与生活、英雄与平民、英雄与艺术等重要思想艺术命题的辩证思考与实践过程。”傅逸尘则在专著中指出，“新红色经典”创作扬弃了概念化、脸谱化的旧的英雄叙事模式，将英雄视为在真实历史压力中不断作出选择、承担代价并最终完成自我超越与思想成长的人。以西元的中篇小说《坑道里的冲锋号》等为代表，一批有信仰、有情感、有挣扎、有成长的英雄形象得以树立，这样的英雄塑造找寻到个体人物与宏观时代的情感共鸣，也更能唤起今天读者的精神认同。

　　第六是小写历史和民间视角。相较于宏大叙事的单声部结构，很多新作品自觉关注到边缘人物、地方空间、民间记忆及基层经验。王筠《长津湖》和张庆国《老鹰之歌》就是很好的示范。在傅逸尘看来，历史的本相与真实还逼迫着王筠在小说中尽可能地祛意识形态与宏大叙事之魅，也就是说，底层视角、个体记忆、小人物形象与素朴之美的选择是其有意为之的“小写历史”的叙事策略。全景式或者史诗式的巨著要求作者要关注从高层到基层、从我方到敌方、从时间到空间、从战略到战术等各个方面，而《长津湖》从人物出场到战役结束，只写吴铁锤和他的前卫营，甚至连团与师级的领导都很少触及。小说琐碎的生活细节，以及人物“前史”的补叙甚至让我产生了一种叙述拖沓、速度太慢的印象，这一点似乎违背了现代小说的美学原则。然而，恰恰是这样一种看似过于传统的美学风格，使得《长津湖》以一种几近原始的面貌与粗粝质地感染了读者，产生了震撼人心的艺术效果。这类作品以小人物、民间视角、个体记忆书写大历史，因而将宏大历史转化成具体生命的命运史及心灵史，弥补了革命历史叙事长期存在的民间维度不足的问题，让历史更真实、更动人、更富共情。

　　傅逸尘对军旅小说的文本细读着实颇见功力，这也构成这本专著的一大特色。从文学现场出发进行理论建构，又能从理论思辨潜入具体文本，在细读中彰显批评家的才情。比如，傅逸尘运用叙事学的理论对“故事”和“情节”作了清晰的辨析，并以此为视角切入对王甜小说《雾天的行军》的分析。在傅逸尘看来，短篇小说的篇幅是不宜讲述故事的，完整的故事讲述势必要妨碍小说其他层面的展开。“情节”恰恰是对“故事”的颠覆或破坏，不仅可以有效地压缩“故事”的时间长度，还能够在更宽泛的空间进行小说文学性的延展。《雾天的行军》显然体现了王甜对“情节”的深刻认知，通过对“情节”的精心结构，充分表达出她对历史与现实的极富哲学意味的思索，这些东西依靠编织故事是难以实现的。历史的复活，或者说它的价值意义，一定是在当下“语境”之中。这里存在着一重“遮蔽”，耐人寻味的是，是历史遮蔽了现实，还是现实掩饰了历史？或者说是相互缠绕的第三种灰色的区域？荒诞其实也并非虚妄，它往往更具有现实的合理性，隐喻着超越历史与现实的精神之境。历史与现实终于在虚无中和解——王甜在这个短篇中创造了一个颇有意味的小说意象。如此直抵要害的精辟分析，在此专著中俯拾皆是。

　　在《“新红色经典”论》中，傅逸尘明确了“新红色经典”的学术定义，并立足文本实践，提炼艺术规律，明确了“新红色经典”思想与站位上“五新”的核心品格与六大美学范式，形成了“新红色经典”完整、成熟、可操作的思想体系与美学体系。理论构架提炼自作品实绩，又反馈指导于文本创作实践，这是在继承现实主义传统和人民立场的基础上，充分吸纳现代文学经验、世界文学资源与当代叙事意识后形成的一种综合性文学新范式，其理论体系既坚守着文艺传统的红色根脉，又显著提升了“新红色经典”的艺术复杂性与现代审美品格。（胡哲、赵雨轩）